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
2016-05-03

抗战时期,湖南大学西迁辰溪,先后担任校长的皮宗石和胡庶华秉持“定天下之乱者才,成天下之才者学,教天下之学者师”的办学主张,兼容并包,惟材是举,利用许多大学内迁,辰溪相对比较安全、交通比较便利等条件,极力邀请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当时在湖大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文学院的杨树达、曾运乾、宗子威、王啸苏、刘永济、陈世骧、金克木,政治系伍薏农、曹绍濂、周荫棠,经济系任凯南、周德伟、丁洪范、潘源来、曹廷藩、向绍轩,法律系李祖荫,数学系杨卓新、陆慎仪、余潜修,物理系熊正理、田渠,化学系张光、杨开劲,土木系萧光炯、唐艺菁、柳士英,机械系李蕃熙、钟伯谦,电机系曾昭权、刘乾才,水利系何之泰,矿冶系黄国瀛、胡伯素等……,一时间龙头垴上名师荟萃,讲席生辉。金克木先生晚年曾撰文回忆当年与曾运乾、杨树达等先生交游的点滴往事,先后发表于《学林漫录》和《比较文化论集》。兹特选录,藉以缅怀烽火岁月中湖大学人传道济民、成就人材的高风亮节。

 湖南大学在抗战开始后第二年(一九三八)就从长沙岳麓山搬到了湘西辰溪县的乡下。那时中文系里有几位知名的学者如杨遇夫(树达)、刘弘度(永济)、曾星笠(运乾)等先生。

曾星笠先生以音韵学知名,他那时开的课除这一门外还有《尚书》和《史记》。

“我讲《史记》,只讲‘八书’,从《天官书》讲起,其余的由学生自己看。我不是讲史学,也不是讲文学。时间不多,只能讲讲‘书’。这些‘书’,学生自己不会看。”

他向我用几句话说明了他的课。我问他怎么讲《书经》。他说:

“《书经》,我讲‘句读’,就是你们说的文法。《尚书》有《尚书》的文法,不象古文的文法。不通‘句读’,怎么读古书?不通‘句读’,《尚书》是‘诘屈聱牙’,通了‘句读’,《尚书》是‘文从字顺’。啊啊,‘文从字顺’。嘻嘻。”他笑了。

他随手从架上抽出一本订好的旧讲义,封面上写着四个字:“尚书正读”。

“前人以为《书经》难读,因为他们不懂《书经》的文法。那时的讲话、作文的文法都与后来不同。用后来的文法念古时的书,自然是‘诘屈聱牙’了。其实,《书经》的文章也是‘文从字顺’的,还是同现在人讲话、作文一样。我这本讲义就是点出了《书经》的‘句读’,就是讲了《书经》的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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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教湖大时的曾运乾教授

我翻开看了一眼,讲义只是《尚书》本文,加了圈点,有一些注,字里行间和书头上都有一些墨笔和红笔写的小字批语,真是“朱墨烂然”。我想起韩愈的话,就问一句:

“难道‘周诰、殷盘’也是‘文从字顺’?那是连韩退之都称为‘诘屈聱牙’的。”我心里想起小时候背诵《盘庚》《吕刑》等时的情况。

“是的。唐朝人的嘴念不惯周朝人的句子,不足为奇。这是文法问题,就是‘句读’。读古书先要识字,还要懂得古书的‘句读’,才能进而究其理。不要先讲‘今文’、‘古文’之类,要先读本文。”他又笑了。

我问到音韵学时,他又从架上取下一本讲义交给我。我翻开一看,第一章第一句“音韵学即语音学”,接着注上了英文原名。这一章中还有国际音标,我有些吃惊。大约他看出来了。

“这第一章要请你看看,这不是我写的。外国字是照抄的。因为讲义要这样写。这是我的一个学生搞出来的。我不照这样教。我教的是后头我写的。”他随手给我翻到中间。我一看,纸色印刷都不一样,原来是他的论文《喻母古读考》全文。记得好像是从中山大学或东北大学的刊物上拆下来,夹在讲义里装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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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教湖大时的金克木先生

窗前书桌上摊着翻开的旧书,铺着一叠毛边纸,纸上的字东一个、西一个,字旁有各种符号,一眼望去就可以想起《六书音韵表》。

那时我在迁到辰谿的桃源女中教英文,同时在湖南大学教法文,两校相距约十馀里。我两边住,两边上课,自己还在看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读凯撒的《高卢战记》原文,以求自学拉丁文;实在无法去听几位老先生的课。因此我到曾、杨等老先生处拜望并说明情况。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念洋书的,居然也对读中国古书有兴趣,所以对我很好。我当时年纪和学生差不多,第一次去见杨遇夫先生时,他就当我是学生。

暑假我去昆明拜访罗莘田(常培)先生,说到曾星笠先生。

“曾星笠?曾运乾?他是讲音韵学的。他的《喻母古读考》可比钱大昕。”

幸而我还看过《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立刻想起这话是指“古无轻唇音”的论证。我没想到有这样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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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运乾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我告别时,罗先生叮嘱了一句:“见到曾星笠先生,替我问候。”我再到学校,如实作了转达。曾先生笑了。黄季刚(侃)的学生对他敬重,当然他是会得意的。

关于音韵学,他曾对我说过:“古书往往条理不明,严密不足,现在人说古人著的书不‘科学’。其实我们有一部古书非常严密,那就是《切韵》。陆法言的序非常重要。那里面有几句话,读通了才懂《切韵》,才能读《广韵》,学音韵学。‘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这两句话一定要考究明白。”他又重复一遍那两句话,仿佛千言万语说不尽其中奥妙。

他还说过:“大概古今声音之变,声母韵母不同,一变少而一变多,一变迟而一变速。各地方言同异也可由此探得消息。”

他接下去还随口举例,讲了几个字的古今音变和南北音异同。可惜他的益阳口音太重,我的声韵知识太浅;他的话又是文白夹杂,古今并用,听来费力。怪不得他的学生对我说:“曾先生的课难懂。”我竟没有从他的话得以学一点音韵学;不过零碎的几句倒记下来了,只不知记错了没有。

几位老先生有时聚在一起互看所作的诗词。我未敢冒昧去他们的“诗社”旁听。但是我读过他们的诗词。曾先生的益阳老家遭日本飞机轰炸,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只剩他随身带在湖南大学的一部苏东坡诗集。因此,杨遇夫先生知道消息后,作诗安慰他,诗中第一句是“天教星笠作诗人”,即指此事。

老先生们很用功。每当我夜间在外边闲走时,总看到他们的住屋纸窗上有烛光摇曳。因为电力不足,晚间常常没有灯光。这时我常出外望望天上的星,和同辈的同事谈谈天。大家都感觉到我们年轻人不如老辈用功。

他们都忧心国事。杨遇夫先生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公羊传》。我问是不是要发扬“尊王攘夷,大一统,春秋大义”。他说,正是由于抗战,他才想到要讲《公羊传》。我联想到“九一八”以后,黄晦闻(节)先生在北京大学随即开出讲“顾亭林诗”的课,也是为了发抒爱国之情,特别提出这位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的诗。

湖南大学的学生曾在1939年排演吴祖光的话剧《凤凰城》。导演是教英文的陈世骧(后来是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教授,1972年去世)。我们几个和他同辈的年轻教员也对这事热心。公演以后,校刊上登出刘弘度(永济)先生的诗。他回忆在东北大学教书时的往事。剧中主人公是东北大学的抗日学生,舞台上还出现了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那时导演给演校长的学生配上了白发白须,还拿手杖。解放后我见到这位老校长,身体健壮,完全不是剧中演的弯腰驼背的样子,心里不觉好笑。演这场戏时,大家都是很严肃认真的。校长皮皓白(宗石)先生也去看了。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教日文的柳午亭先生是柳直荀烈士的父亲,是中文系李肖聃先生的儿女亲家。柳先生迟至放假前一个月才到校,考试完就回家。他到校时正和我住同一排房子。我去拜访,只见他体格魁梧,满头白发,满面红光。他一见我以为是个学生,就说:“我下星期上课。”我说明邻居身份和来意,他才笑了。

老先生对年轻人很关心。放暑假时我到杨遇夫先生处辞行。他第一句话就问:“关书拿到了没有?”我知道这是指下学年的聘书,便回答:“聘书已收到了。”他才满意地说:“那就好。”

钱玄同先生那时逝世不久(一九三九)。杨先生对我谈了些钱先生的轶事,还把黎劭西(锦熙)先生悼念钱先生的一组五言律诗给我看。

曾星笠先生一生历任几个大学的教授,但传他学问的门人似乎不多。他生前很少发表著作,逝世后至今也还未见有多少遗稿出版(《尚书正读》听说出版过)。我觉得这是件憾事,而且确实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除了历史条件的原因以外,我想这也是由于曾先生的治学和教学的方式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化的,所以不容易为现代青年所理解。曾先生和杨遇夫先生是湖南同乡兼同事,又是好友,两人的名声却不一样。杨先生著述很多,以“积微居”为名的著作集、《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等为人所读,而《词诠》现在还是学习古汉语的人必备的书。大概杨先生虽也是禀承旧学,却又接受了新风,勤于著述,注意有利青年后学。而曾先生虽然也重视新学,却仍照古代学者习惯不轻易著作,尤其不肯发表,以致默默无闻,只蜚声于音韵学界。可是,同样遵照传统不轻易著书以致中年逝世未及手撰并定稿流传的黄季刚(侃)先生何以名满天下呢?我想,除黄先生兼讲文学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黄先生尽管不大愿意照一般情况在课堂上讲学,却仍依照传统习惯收门人,因此凭笔记和讲义,口传与心授,有了不少弟子为他阐扬。而曾先生却是继承另一种旧传统的学者,既慎于书,又讷于言,而且教学方法也不易为学生所领会;可能他的门人也是同样。这又使我想起当年孟心史(森)先生和黄晦闻(节)先生。他们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讲史,一讲诗,教书方式也类似曾先生,但他们两位在当教授以前都已经以政治活动和学问以及诗文誉满海内,身后也有门人整理遗稿出版,都比曾先生幸运。这也许又可以归之于另一原因:我国自戊戌变法以来,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知识界无论文人或学者无不受其洗礼,若在其中不曾出头露面,也就难于为一般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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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辰溪湖南大学校园旧照

我常想到曾星笠先生的情况,想到我所知道的近几十年来的新旧学者的不同经历,这确实也反映了现代各种文化力量相互矛盾冲突的图景。不同类型的中外传统文化的交错在学者们的身上也不比在文人的身上表现得轻淡些,不过就反射到外面的来看,学术上就比文艺上隐晦些了。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大著《柳如是别传》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时期的知识界绘了一幅画图,却是用他的特有的考证历史的形式以表达他的对民族文化冲突的看法,也象他以悼王静安(国维)先生的诗的形式来表达同一观点一样。用这一类特殊方式曲折反映历史上中国文化面貌的著作大概不会再有了。对现代具有旧文化传统的学者我希望有人就所留下的痕迹记录以供人分析,以便现解文化变革历史。例如,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近年才出版。他著有《辛壬春秋》记辛亥革命,不知出版没有(有木刻本)。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人谈他,仅仅以保守文言、反对白话知名。又如,邓叔存(以蛰)先生禀承世传家学,又独具只眼;可惜他虽享高龄,却无著作,只留下早年几篇文章,实在可惜。

我仅仅有缘和曾星笠先生稍稍接触,得到这一点点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孤陋寡闻,至今未见有人论述曾先生,所以冒昧记下,并且说一点肤浅而且很可能错误的看法,以表示我并不是只为了纪念一位学者,而还是为了引起注意,希望有比我更有资格谈曾先生以及许多传统学者的人出来撰写有价值的文章,那时我这篇小文进入字纸篓也很幸运了。

附注:

曾运乾1884~1945),字星笠,号枣园,湖南益阳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音韵学家。毕业于湖大前身之一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曾任东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时期随湖大西迁辰溪,在艰难困苦中传道授业,乐育英才,同时蒿目时艰,系心天下,与杨树达、吴绍熙、曾运乾、熊正理等教授组成五溪诗社,用笔杆作为武器,以吟咏宣其忧思,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1945年1月20日,病逝于辰溪湖南大学卫生站,去世前数日仍坚持讲授不辍。杨树达曾评价:“近世湖南学者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惟曾运乾先生一人”。著有《尚书正读》《毛诗说》《三礼说》《荀子说》《庄子说》《尚书正读》《音韵学讲义》等。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安徽寿县人。我国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大家。中学一年级就失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多国语言。1938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经友人介绍,到已经迁校到湖南辰溪的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此时,由于湖南大学缺法文教师,皮宗石校长慧眼识英才,聘请只有小学文凭的金先生担任湖大法文教师,使他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教学之馀,积极支持指导湖大学生自治会组织歌咏戏剧队,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古城怒吼》《重逢》《凤凰城》等抗日话剧。1941年,他辞去湖大教职,经缅甸到印度游学,学习印度语和梵语,钻研佛学,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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