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杨树达先生与湖大
2016-04-18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晚号积微翁,湖南长沙人。汉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赞他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杨树达先生与湖南大学渊源深厚,受教于斯,任教于斯,道范遗教于斯,其著作如《春秋大义述》《淮南子证闻》《论语疏证》《文字形义学》《甲骨文蠡测撷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积微居金石说》等亦多为任教湖大期间著述或出版。他的一生,对于湖大精神和湖湘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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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杨树达先生像(胸前佩戴湖南大学证章)

(一)受教湘水校经堂、时务学堂与求实书院

1885年6月1日,杨树达出生于长沙,当时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讲求实学、变法图强的主张大兴,而湖南最得风气之先。

1897年4月,湖南提学使江标创办实学会于湘水校经堂,延师教授算学、地理、英文,杨树达以13岁之少年能解开方题,得以免费入学。10月,湖南创建时务学堂,杨树达考入第一班。次年八月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停办,他居家受读。1900年,复入由时务学堂改制之求实书院,学习经史及算学。1903年,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旋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杨树达去院家居,先后师从胡元仪、叶德辉、苏舆等湘学耆宿。1905年9月,官费选派赴日本留学。毛泽东曾评价:“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杨树达无疑就是这群青年中的佼佼者。虽未如同学蔡锷、范源濂、李炳寰等以功名显,却本“救国在学”之念,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

(二)任教湖南高师,倡议筹建湖南大学

1911年武昌起义,官费停发,杨树达退学回国,出任湖南教育司图书科长。1912年,高等学堂停办,湖南高师迁入岳麓故址,杨树达出任教务长,次年三月去职。1917年,刘宗向、杨昌济等贤达倡议筹建湖南大学,杨树达积极参与。此后,他任教南北诸多大学,勤于述作。虽离乡八载,却时时有回湘任教的想法。因为章太炎曾说“三王(王安石、王船山、王闿运)不通小学”,三人中湖南人居其二(王船山、王闿运),遂与著名音韵学家曾运乾先生相约“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以雪太炎所言之耻。”

(三)任教湖南大学

1937年5月,杨树达南归省亲。25日,湖大校长皮宗石专程登门拜访,延请他到湖大任教。适值他的父亲病重,“秋冬决无法北行,诺之”。8月2日,杨树达正式受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当时任教中山大学的曾运乾同至湖大任教,以践前约。

抗战军兴,国难日亟。1938年10月31日,杨树达随湖大西迁辰溪。他一生两见倭侵国,“迫于迟暮,不能执干戈卫国,以《春秋》一经设教”,撰《春秋大义述》一书,阐述“复仇”、“攘夷”大义。在“晴空啸警笛,奔走不遑驻”的寇机威胁下,在“纸窗灯火微如豆,板屋规模小似舟”的艰难困苦中,传道授业,乐育英才,即使避敌机入防空洞,仍手不释卷。同时整理旧著,阐述新知,开始金石与甲骨文研究。他蒿目时艰,系心天下,与吴绍熙、曾运乾、熊正理等教授组成五溪诗社,以吟咏宣其忧思。《积微居诗钞》收录诗作264首,其中作于湖大的218首,大部分即为此时所作。1942年8月,杨树达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4年6月,湖大发生驱李护校风潮,校事艰难,曾运乾有意归隐。杨树达虽非校中当局,本无慰留之责,“特为湖湘文化久远计”,做诗劝止,曾运乾才不复坚持,继续任教,直至1945年1月20日病殁于学校卫生站,殁前数日仍坚持讲授不辍。一代宗师,逝于荒徼,良可痛悼。近世湖南学者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惟曾运乾先生一人,他的过世,令杨树达倍感“后继无人,广陵散绝”,曾撰有挽联:“钟期一去牙弦绝,惠子云殂郢质亡”以志哀痛。

抗战胜利后,杨树达率家人于1945年10月30日返抵长沙,在日记中写到“登岸直赴岳麓山本校”,一“直”字,道尽欣喜迫切之情。1948年3月,杨树达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8月2日,湖大教授会推举他与伍薏农、潘硌基等三人往见湖南省代主席陈明仁,促进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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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三排左一为杨树达

1953年院系调整,杨树达调至师院任教。离别之际,他在《人民湖大》发表文章写到:“我校院系调整工作即将胜利结束。回溯湖南大学自从1926年春到今天,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也许行人觉得它生命从此结束,不免有些留恋和可惜。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不必的。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是从我们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的。现在国家在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工业建设人才和中学师资的培养,所以湖南大学才撤销,在此地另建中南土建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这是很好的。如果经过一个时期之后,工业建设人才和中学师资足用了,那时,高等学校的人才众多,中学毕学生人数激增,要求入大学研究的人更多,国家也需要更多、更好的高等建设人才和科研人才,人民政府根据发展的需要,也许在湖南不止设一所大学,两所、三所也说不定的。这个远景何等美好,何必要留恋过去呢?”杨树达的预言,几年之后逐渐实现。

(四)杨树达的大师风范

湖大中文系学生谭佛雏曾为恭贺杨树达62岁寿辰填了首曲:“但凭那数茎白发,换取了摩天声价。一领旧宽袍,两只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既俏皮又准确地描绘了杨树达的气韵和风骨。他治学虽“私淑高邮王氏”,“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做人则完全湖湘风度,在毕生追求的“旧”学问中时时透着求新的锐气和“霸蛮”的精神。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实事求是的主旨。“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刘德讲求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乾嘉年间的考据学派如戴震、汪中等,均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杨树达治学以皖派为宗,力主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碻而不支,质而不俚。他指出清儒学问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1949年,杨树达撰写《实事求是》一文纪念全国首届政协会议召开,文中指出“清皖派学者戴震标榜实事求是,故学派超越汉、唐,今中共治军行政概以实事求是为口号,且能实行,建国成功,决无可疑也。”以国学耆宿而充分认同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湖大学风的进步和湖湘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大。今天,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主旨,已经成为湖南大学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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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杨树达亲笔签赠吴检斋的著作《周易古义》(长沙张氏敏求书屋珍藏)

温故知新的方法。清末以降,中国学人面对新学与国故,言人人殊。杨树达有感而发,扬为温故知新之说:“所谓温故而知新者,先温故而后知新也。优游涵泳于故业之中,新知忽涌现焉,此非义袭而取、揠苗助长者之所为,而其新出乎故,故为可信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主张“新”与“故”为学问之两端,“妄”与“庸”为治学之两病,其根源则在于学、思割裂。他以温故知新的方法疏通群籍,校理秘文,成就宏巨。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于致力根柢,循序渐进,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创造性研究,学术精确而能自开户牖,独具创见。1940年代,杨树达发起成立“知新学会”,谭戒甫、柳午亭、刘腴深、熊知白、王啸苏、刘朴、陈友古、王舒、阎金锷、刘永湘、罗章龙、李祖荫等知名教授相继参加,共同研讨中外各项新学,对学习社会主义亦极有兴趣,成为当时湖大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术社团。1948年,经济系教授发起成立马列学说研究会,成员包括各系五十余位教授。杨树达首先表示支持,并要求知新学会全体成员加入该会。今日湖大二院后的知新楼,即为当年学会旧址。

谨严犀利的态度。杨树达曾说:“学人治学,能兼有高邮王氏之谨严及段氏之犀利,则天下无敌矣。”在学术上,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1951年7月,湖大文学院长杨荣国发表文章,所引金文、甲骨文错误百出,引注亦不确切,杨树达撰文指出其错误,并向李达校长进言:“杨学力不任教授,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又为此两次上书毛主席。1953年又致函高教部长马夷初,谓“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湖大开展民主评薪工作,杨树达被评为最高级,当时教授获评此级者仅十人,群众且认为杨先生应再加一级,但杨树达自己却直言:“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第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他之谨严犀利,可见一斑。杨树达对于不平之事,眼中也容不得半点沙子。1944年,有人不慊于湖大经济系教授周德伟,设谋倾陷,杨树达首发其谋,且攘袂而起曰:“周君国之珍宝,若遭陷害,余必与之共死生”。以名学人而为侠烈之行,益为时人所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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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毛主席致杨树达的亲笔信

虚怀谦抑的风骨。“纵教温故有新知,所患从来好任师”,杨树达在学术上容不得半点沙子,对晚辈却虚怀若谷,诲人不倦。后学登门请益,总是竭其所知,循序训迪,令人如沐春风。如因不满校规,中学未毕业即退学的鲁实先,潜心自修,多所创获,深得杨树达赏识,认为他“超越前儒,古今独步”,推荐年仅29岁的鲁实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人称“娃娃教授”。又如杨树达曾致函张舜徽邀其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信中写到:“达一生无他长,惟乐与贤己者处,达可以进学耳”,谦抑诚笃,令人景仰。罗章龙任教湖大期间,写就《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原理》一书,印刷有困难。胡庶华校长建议学校以“湖大丛书”支持出版,但须校务会议核准。当胡校长在校务会上提出此议题时,杨树达率先表示赞成,使得该议题顺利通过,也表现了杨先生乐于奖掖后进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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