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2016-07-01

蔡和森: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主张

九十载家国梦想,一千年教育传承!

在中国共产党9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中,湖南大学及其前身高师、工专、法专、商专的一大批杰出校友,从麓山脚下的千年庭院走出,积极投身革命,始终走在前列,担当天下,向死而生,他们是党的革命征程中壮丽的篇章,是千年学府历史中永远的丰碑!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已经成为湖大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岳麓书院创建1040周年暨湖南大学定名90周年之际,让我们向这些杰出的湖大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今天缅怀的第一位校友,就是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和“组织共产党”主张的蔡和森同志。他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毛泽东曾称赞他:“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1895—1931),派名泽膺,字润寰,号龢仙,湖南双峰人。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第一师范。1914年春,毛泽东就读的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蔡和森结识了毛泽东,并结为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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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蔡和森同志


求学岳麓

 

1907年,湘抚岑春蓂奏设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和中学教学、管理人员为宗旨,分设本科和预科。民国成立后,依壬子学制及《师范教育令》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并迁入岳麓书院旧址办学。1915年,前清翰林吴嘉瑞出任高师校长,刘宗向任教务长,他们都是湘学耆宿,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性理之学极为重视,颇有以恢复朱张遗教自任之概。他们以“公诚勤俭”为校训,用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治理学校,对于任何场所凡为学生起居所到之地,均择录先贤语录或事迹悬之壁间以资儆惕,并于书院讲堂壁西悬挂“最近国耻史纲”,东壁悬挂“湖南理学渊源录”与“湖南先正小录”,激励学生以先贤先进为榜样,敦品励学。为培养文史专门人才,吴校长主张在高师设立文史专修科,得到刘宗向、杨昌济、徐特立、杨树达等高师教授的支持。素爱文史的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也十分赞同,认为这是“学界进步之征兆”。毛泽东于当年6月25日致信友人:“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詧。”蔡和森素来爱好文史,他想:如果能进这样的专修科,一则可以摆脱当时第一师范学校多种课程的束缚,二则有时间可以专心致志读自己爱读的书,于学业上更有好处。这年秋天,蔡和森考进高师,被编入文史专科乙班,与邓中夏、舒新城等人同学。

蔡和森就读高师后,学习十分勤奋,整天手不释卷。高师图书馆收藏有自岳麓书院、时务学堂和湖南高等学堂传承而来的历代图书,许多是古今中外有关文史、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书籍成了蔡和森常去的地方。他在高师求学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读书入了神,连听课时间也错过了。这些书刊中,对蔡和森的影响较大的,一是《新青年》,一是《墨子》。

1915年9月,《新青年》正式出版后,杂志社每期寄送给杨昌济一份,进步学生纷纷向他借阅,进而有学生直接汇款向北京订阅。蔡和森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他经常和邓中夏等同学讨论《新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反对学校以“六经”“小学”作为文科主课,主张树立自由的读书风气,这都是受了《新青年》民主思想影响的结果。在经传子史里面,他爱读墨子的著作,十分赞赏墨子的“兼爱”思想。他认为现在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正象墨子所说的,是由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乱者不得治”,人人缺乏“兼爱”思想所致。他赞赏墨子说的“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以蔡锷为例,强调凡能“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的人就能有所作为: “松坡少时不屈节为满清官僚,安得致后此之地位,而成一战之功哉!”他这思想,正是当时进步青年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决心匡时救民,而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反映。但他这种只要有利于为天下兴利除害,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敢于去做的奋斗精神,与他后来主张“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的“大仁大勇”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贯穿着他的革命的一生。蔡和森十分敬佩屈原,经常到书院屈子祠游览凭吊;清晨早起,他常站在书院桃李坪高声诵读屈原的诗作,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悲惨遭遇充满敬仰和愤激之情。面对虎狼当道、人民困苦的现实,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激励他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找出一条有利于为天下兴利除害的道路来。

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的两年,是他潜心求学、探索真理的两年,是他用新思想、新理论解释社会现象,寻求今后斗争方向的两年。两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在学识方面却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为以后进行更广泛的探索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17年6月30日,蔡和森以优异成绩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在动荡的社会激流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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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蔡和森同志在高师的毕业证书


毕业以后

蔡和森从高范业后,曾经想从事教育事业,他写信把这种想法告诉毛泽东征询意见,他举岳麓先贤曾国藩、胡林翼为例,指出“胡润之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而曾国藩则不然,他注重著书立说,传道讲学,所以能笼络人心,影响深远。根据当时条件,蔡和森认为自己最好去当教员,并且“自信小当小效,大当大效”。但是,当他毕业以后,满怀热情地走向社会的时候,竟连个小学教员的位置也找不到。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现实,蔡和森经过思考,深切地感到,这种失业决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失业问题以及其它种种问题,都将无法解决。他的满怀懊恼,至此一扫而光,不再为找职业而奔波,决心把时间集中到阅读书籍和研究社会问题方面来,便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几间房子,把母亲、姐姐、妹妹和外甥女接来同住。此时,蔡和森一家主要靠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无米为炊。每当家里快要断炊的时候,蔡和森便清好要看的书籍,装在篮子里,向母亲说一声,便直奔爱晚亭,饿着肚子看书,整天也不回来。他专心致志地看书,尽管许多游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笑语喧哗,也不为所动。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蔡和森,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斗争着,经过长年的磨炼,终于成了意志最坚强、行动最勇敢的革命者,走上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

饮马堂也是毛泽东、张昆弟等好友常去的地方。他们当年的活动,在张昆弟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给人们展现了当时这些热血青年的豪情壮志。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堂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曰: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每日冷水浴两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
“九月二十三日,昨天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1917年9月,蔡父从老家来到长沙,全家迁居到溁湾镇的“沩痴寄庐”,它是宁乡周氏的墓庐,房租较低,环境安静,宜于学习和钻研。此时,高师已经停办,湖南省政府采纳杨昌济等人的建议,设立湖南大学筹备处,划定岳麓书院高师校址及文庙一带,如半学斋、尊经阁等处房屋为校具保管处,委派高师毕业生甘融、刘之定等保管校具,蔡和森“常于星期日或风晨月夕,向杨师问学质疑。此时高师校址改为湖南大学筹备处,保管员系高师同学,和森同志就借各种参考资料,经杨师启示指点,研读更深”。当时寓居湖大筹备处的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挚友也经常到沩痴寄庐聚会,畅谈理想,探讨人生,准备建立革命团体。罗章龙曾回忆:“有一次,我与和森及高师的许多同学同游岳麓山的崇德寺。和森对我们说: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住过,并赋诗寄怀。于是大家就赞扬起杜甫的诗来,都说杜甫是中国一个很了不起的诗圣。但和森却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既赞扬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钦佩杜甫在穷困潦倒的生活境遇中仍然深入社会、关心国家的可贵精神,同时和森还指出:‘杜甫也有缺点的一面,他的《三大礼赋》就过分强调儒家的伦理。他在诗文中常以腐儒自称,这倒还有点自知之明’。接着,我们又从杜甫谈到了王船山,和森说:‘王船山是我们湖南有名的学者。他不做官,专门著书立说。在他的书中充满了反抗外族、光复中国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但王也受儒学的思想影响很深,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蔡和森同志的博通经史和广见卓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的这些先进思想,与他以后比较早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分不开的。”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及其他有志青年在沩痴寄庐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同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邀集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志,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从事半耕半读。不久,因会友陆续离开长沙,毛泽东、蔡和森亦相继北上,事无成议。但是,改良社会,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新村,”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梦想。

6月23日,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赴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昌济已受聘北大伦理学教授,经杨先生介绍,蔡和森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领袖李大钊,并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7月24日,他致信毛泽东,谈到:“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并力劝毛泽东速赴北京。8月15日,毛泽东、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25名湖南青年从长沙出发赴北京。8月21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指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已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在新民学会会友中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和森于6月底回到长沙,一面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形势,鼓舞湖南青年的斗志;一面介绍新民学会在北京的联络活动,发动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还参与创办《湘江评论》,宣传最新思潮。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等30馀人从上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国期间,蔡和森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日到10日,新民会在蒙达尼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9月16日,蔡和森从法国致信毛泽东,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对建党理论、方针、原则进行了详细讨论,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12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蔡和森及新民学会在法会友,对于蔡和森的建党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和蔡和森的通信中又说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1921年10月,蔡和森从法国归国,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代理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向导》周报主编、北方局书记、两广省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终年36岁。

1963年12月,蔡和森在湖南高师的同班同学王光霞曾撰文回忆与蔡和森的同学经历,是研究蔡和森在高师求学的一份重要文献:
蔡本复姓蔡林,学名彬,和森是别号。住永丰街坊,家道中落,少时当过南货店学徒。天资既高,自学更力,闻学问之道于朱静斋孝廉,请小学门径于蒋纫秋山长。市塾怎会满足他的要求,在双峰学校没读上一年,不久即投入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为毛主席至交。一九一五年秋转学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我同隶文科二班听课。

校址旧为岳麓书院,办过湖南高等学堂,是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地方。文史科同学共有百六七十人,年纪大的有五十岁,小的只十六、七岁。和森兄那时大概是“年方及冠”,比我少四岁的样子。三个年头中,自修同我共窗,寝室同我连榻,进城共渡,散步接踵,可说是形影不离。他的学习精神、生活规律给予我的感受应该是很大的。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汗颜得老大徒伤悲了。

他的个子瘦长,态度严峻,待人和蔼,终日凝坐,手不释卷。嫏嬛般的图书室,要推他是头一位顾客。阅读又多又精,而且过目不忘。校里按月发下的一套功课日记本,我领的积压盈尺,他却不嫌分用。有时宿哮发作,眠食都废,总是坚持抄看下去。不过对秦汉以下的书,似不屑看,经传子史,纵横案头。精通文字学。写的文章喜好援引古时通用之字,通叶之韵,给阅卷的老师不少苦头。然而对于一部中国历史以及学术流派,却又能辨判得失,了如指掌,常常使我不易插嘴。我对学习很杂,他不以为然,谓诗文揣摩不算为学,还是专门搞点历史的好。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国内袁氏帝制前后,国事日非,他非常痛愤,毅然有用世之意,乃与毛主席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记得他曾下问及《礼记·大学篇》上原文“新民”二字,考证不厌其烦,我说古为今用,又何独鄙弃程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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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蔡和森同志主编的党的机关刊物《向导》

有时候,当他研读入兴,心不外驰,每每忘记上课,尤其是体操,拳术,雅乐那些课时,多半缺席。斋务员忙往催促,也不会到。他并非轻视锻炼身体,八段锦之类是他早晚最爱好的运动,从没间断过。冬月室内设置炭盆,他很少参加围炉聊天。学校年终甄别,说要给他以除名处分,杨怀中老师严词质问:“这样的好学生还不要,到底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学生?”结果定为假执行的半费生。其他的几个俏皮小伙子,也幸得他都留下来了。
我因患点唾血小毛病,看看医书,并习气功。他苦宿哮时发,几次就诊取来的药方,我则根据季节,指出孰不可服,孰可服。后果能缩短病程,他才不怀疑我的搞法。我进一步陈说拔除病根只有坚持气功而已。他即买本《因是子静坐法》,每天早、午、晚按照三次上坐,无论若何急遽,从没间断过。终于取得显著效果,引为愉快。这虽小事,当他考虑未定,决不尝试,等到确然有了信心,则必坚持到底,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就是革命家的不可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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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邓小平同志为纪念蔡和森同志题词

有一次,跟他散步屈子祠畔,草径里发现一个钱夹。他的脚尖随步一翘,象拨石子一样,毫不在意。我即拾起,展开一看,是个同学掉落的,于灯光下还给失者,惊喜不已。我笑说:“为这捞什子,被管宁识破了华歆,大家为我请求一下,千万莫把书桌拆开了。”举室一哄。我们谈过去事,各于古人何似,我评他为蔡邕,当然这算不测高深,拟于不伦。而他斥我是所谓乡里善人的马少游,倒是定论。
一九一七年结业出校,他说要在乡下读书三年,约我替他租堂乡馆占住身子。邀馆一般是春季始业,秋月无从着手,我回一信,请待明春。不久,他往麓山住家去了。未几又出国留法了。而我却教过几年乡馆,就长期操着学校的粉条生活。


一九二二年,于双峰教师黄受松处得到寄来《向导》周报,略无只字寒暄。阅读他的大作,句子有长至四、五十字的,较在岳麓所写古时通用之字的篇章,风格完全异样,不禁叹道“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了。
一九六三年,我写过一首感旧七律,是怀念和森兄的,不揣自己藐小,附录于后:


三十年间生死别,亭亭玉树未尝忘。
灵官渡口天兼涌,屈子祠边草自芳。
惨对遗孤思叔夜,渺无老卒似中郎。
从今四海为公日,筚路先驱念楚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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